此时的王亚樵，因为在安徽组建社会党被督军倪嗣冲下令通缉，不得已率一般同志出亡上海。到上海后，王亚樵白天做苦工，夜晚宿马路盖报纸，贫困不移其志，继续寻求革命。袁世凯的逆行倒施，惹恼了这位一心寻求革命的志士，他从上海来到北京，看是否能对民国革命有所裨益。

不过老袁不是容易下手的对象，他在联络旧同志的基础上也在研究从何处作为突破口。可是他在北京毕竟人地生疏，在南方如鱼得水的他，在这里面对越来越混乱的时局却根本没有一点头绪，若非实在需要打开局面，他绝对不会找张汉卿这样一个毛孩子下手----实在丢份。而且，他本来就没打算动手，只是警告一下而已。

见猜中了，张汉卿便难得的大吹海螺：“我不但知道先生的从上海来，还知道先生与景教授走得很近。只是，靠暗杀是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政权的。解决革命，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，不在于杀死一个人。这也是学良想和先生探索的。”

《王亚樵传》曾说王亚樵在上海结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（无政|府主义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，此后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|府主义学说并参加无政|府主义研究小组，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。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|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、大官僚，实是受了无政|府主义影响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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